清康熙年间（1662—1722），梨园屯士绅李成龙（字霖九）捐土地和闲宅一所，本村富户随之也捐些土地，建一所义学。后来村民在义学后面兴建了一座玉皇庙，为本村和四乡敬神赛会的场所。同治八年（1869 ），梨园屯的天主教徒已发展到20余户。是年，村民（指非教民）、教民教要分配义学公产。经三街会首、地保及执事人等公议，将土地、义学、庙宇按四股均分。以汉教会为代表的村民分得三股，计坡地三十余亩。教民分得宅院一处，上带破厅房、破西房各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基地三亩余。后来教民将此地献给外国传教士梁宗明。
　　同治十二年（1873），外籍传教士违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称“总署”）传教章程，公然以个人名义在宅地上拆庙堂，引起村民公愤。村民以三街会首为首，教民以王贵龄为首，互控到县。冠县令韩光鼎以同治八年分单为依据，审断可以在庙宅基地上建立教堂，并将阎立业等人以滋事之由分别责押，以示惩罚。后经河北文生朱生堂等人公恳保释。这是第一次庙堂之争。
　　光绪七年正月初九（1881年2月7日），该村举行玉皇庙会，村民雇得彩船、小戏庆贺。当这些民间艺术队伍经过天主教堂大门外时，游人围观拥挤，将教堂大门挤开，村民与教民发生口角。天主教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顾立爵以此为借口，怂恿法国大使出面干涉，并捏造谎言说有砸毁教堂大门、强迫教民将住宅作戏子（演员）寓所及送“土神”入天主教堂情事。法使强令总署行文山东巡抚，处理庙堂纠纷。山东巡抚任道镕经调查向法使指出，所责各节“似与原案未符”。最后审断时，因前断“本未定议断给该教士永远承管”，又考虑该教堂建有多年，不便骤令搬出，故议定先将原宅基归教民“暂行借用”，待教民另买地基建立教堂后，再议归还原宅基地。这是第二次庙堂之争。
　　光绪十三年（1887）春，外国传教士费若瑟到梨园屯传教，并置买砖瓦、木料，欲重建教堂房屋，指使教民王三歪等扩展地基，于是又激起村民公愤。梨园屯三街会首左建勋、刘长安、阎立业等集众数百人手持器械阻止建堂，民、教双方又呈控到县。村民推举梨园屯士绅王世昌、刘长安、左建勋等六人赴县呈控。县令何式箴袒教抑民，反将六位士绅监禁。他们六人打了两年官司，不但官司没有赢，还破财遭禁，故人称“六大冤”。后经十八村梁庄的著名绅耆潘光美等出面调停，民教双方都不愿将争讼延续下去，教民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于该村为庙”，刘长安等“亦情愿另购地基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 知 县 亦考虑：“若令嫌隙滋深，难保不别酿祸患”，“既经绅耆调停，两造悔悟请和，莫如就此完结，以期民教得以互释前嫌，永远相安”。 经过此次议结，梨园屯民教相安的局面持续了二年之久。
　　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法国公使又依照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马天恩的无理要求，坚持按照同治八年所立地亩分单，强要在原庙基上建立教堂。
　　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法使强词夺理说：“光绪十三年经潘光美调处，另择地建堂一事，教堂并不知情，该县因何得伊一面之词，私行断结？”并口气强硬地向地方官提出，教士在原有地基上兴工建堂时，要严示该村恶民勿许滋扰。总署致山东巡抚咨文，因法使来照催促，望迅速商办了结。
　　光绪十七年（1891）腊月，山东巡抚福润饬东昌知府李清和提众讯明，断令将庙宇让与教民改建教堂。但他又恐民众不服，又饬冠县县令何式箴捐银二百余两，让村民另购地基建立新庙，设立义学。新庙竣工，再行拆毁旧庙，移置神像。梨园屯教民在洋人的支持下，有恃无恐、咄咄逼人，于是，民教矛盾再次激化。村中有侠义之士谓“官已不论法，我们就不守法”，于是 阎书勤、高元祥等十八条好汉挺身而出，武力护庙，群众誉之为“ 十八魁”。“十八魁”的斗争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声援。
　　光绪十八年（1892 ）四月，“十八魁”为壮大声势，从临清州请来道士魏合意赴庙主持，并将以前办团练时所用的枪械也移存庙中，以显示民众武力护庙的决心。与此同时，阎书勤等十八魁又到距梨园屯仅有八里之遥的直隶威县沙柳寨村请来梅花拳众支援。官方档案记载，教民因虑村民阻拦建堂，“遂以梅花队阻止，谋叛为词，向冠县投递信函”。 这是梅花拳在近代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中第一次显示力量。山东巡抚福润屈服于法使与山东主教的压力，饬济东道张上达亲往相机妥办，解散胁从，严拿首要。张上达到冠县后，令何式箴先将道士魏合意拿获，并督同东昌府李清和、临清知州陶锡棋、冠县令何式箴等传集附近绅耆，晓以利害，劝说护庙村民解散，并让各庄首事，将玉皇庙拆毁，将地基交给教会修建教堂。四官员的新判决，博得了洋人的欢心。法国公使李梅在给总署的复函中表示：“本大臣因此甚为欣悦。”
　　梨园屯村民的反教会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随着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的加深，教会势力进一步扩张，阎书勤等感到势孤力单，便到直隶威县沙柳寨拜梅花拳师赵三多为师。赵三多不仅收“十八魁”为徒，而且率领梅花拳众投入了梨园屯群众反教会斗争的激流。
　　教民听说“十八魁”都在了梅花拳，随即报告给官府，传教士也向地方官施加压力，要求迅速镇压拳众。于是，赵三多决定传帖聚众，趁梨园屯逢集之日，摆会亮拳，向当地教会和官府示威。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1897年3月24日）开始，在梨园屯“亮拳”三天，四乡“到会者三千多人”。他们短衣带刀，堵塞街巷，驻梨园屯保护教堂的官兵不敢阻拦。继“亮拳”之后，梅花拳众又于三月二十六日（4月27日）再赴梨园屯，“执持刀械”杀死教民两名，将教堂折毁 。梅花拳和“十八魁”声威大震。山东巡抚获悉这一情况后，便命东昌知府洪用舟急速办理此案。洪用舟开始认为“庙基为始祸之根由”，断令将庙基充公，并拿出一个所谓“平允”的办法，为洋人觅地建堂，并赔京钱二千串，“一面缉拿凶犯”。但山东主教马天恩却乘机“顿翻前说”，向官府施加压力并提出更多无理要求，山东巡抚又命洪用舟驰往查办 。这次洪用舟向教会势力屈服，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正、二月间亲自督带勇队到达梨园屯弹压，并将县令何式箴撤任，由曹倜接任。法国公使再度向总署提出要迅速议结梨园屯教案，并以逮捕十八魁作为重要条件之一。马天恩表示若能缉拿十八魁归案，可以将教案偿款减去一半。洪用舟为了能逮到十八魁，曾“购觅眼线，四出踩缉”。他还指使勇目诱骗阎书勤，使阎在暗中遭到枪伤，并督率勇役拆毁庙宇，将原庙基交还教民盖教堂，教会势力又占上风。梨园屯教案影响巨大，已成为燎原的火种。

　　位于直隶威县的沙柳寨是梅花拳师赵三多的故里，这里距当时的山东冠县梨园屯仅有六里之遥。这一带处于直隶、山东交界地区,地方政府统治薄弱，革命力量易于集结与发展。
　　明清时，直隶威县的东南部，是一个大“飞地群”。这里有山东冠县、临清、丘县和直隶南宫、曲周、鸡泽两省六县的“飞地”。这些“飞地”不与其县接壤，而远置于他省、他县的版图之内，犹如大海中的岛屿，异国中的租界，犬牙交错，片片如花，故又谓之“插花地”。 赵三多的故乡沙柳寨一带，虽属威县所辖，却夹在插花地群的缝隙之间，实为一块不叫插花地的插花地。这一带乡团遍布，拳会林立，秘密会社，宗支复杂，门派众多。由于“飞地”统治薄弱，历来是强人、盗匪的渊薮。对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清政府鞭长莫及，难于管理。因此，具有反抗侵略压迫的革命传统和组织群众同官府进行回旋战斗的有利条件，有利于革命力量的集结与发展。
　　外国势力的干涉，教会势力的猖獗更加激起直、东广大民众的的激烈反抗。梅花拳的势力迅速壮大，“一夜即呼聚万人”，使外国侵略者和朝廷都感到十分震惊。这一时期，梅花拳的斗争势力已扩及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的大片地区，非府、州、县地方官员所能控制。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月（1898年10月3日），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众三千多人，在山东冠县十八村之一的蒋庄（今属威县）马场，祭旗起义，旗书“助清灭洋”，揭开了义和拳（团）斗争的序幕。清政府对义和拳起事十分震惊。下令直隶、山东两省兵力围剿。一方面令直隶总督饬大名道咨请大名镇率马队前往弹压，另一方面，令两省督抚饬冠、丘、威三县县令会同大顺广道前往“十八村”的中兴集（今威县干集村），召集冠、丘、威三县团总、绅董劝谕赵三多解散队伍。为拉拢赵三多，以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清政府官员将一面书有“直良可风”的匾额赠予赵三多。赵三多坚拒不受，率弟子退出“鸿门宴”。赵三多等义和拳首领认清了严峻的形势，更加坚定了斗争决心，遂于九月十一日(10月25日)后，采取了更有组织、更具规模的军事行动，焚毁红桃园、第三口等教堂，并准备攻打赵家庄教堂。九月二十一日（11月4日），义和拳遭清军围剿，姚洛奇等在威县侯魏村与清军的战斗中被俘，旋遭杀害。赵三多率义和拳余部转移到临清西留善固村，赵将队伍化整为零，自率部分梅花拳骨干由平乡迂回，往滹沱河以北，运河两岸传播火种。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向东，“渐及东昌各属”，把火种撒向山东平原、茌平、夏津、恩县等地 与山东的神拳金钟罩相互融合，并与朱红灯、心诚和尚、徐福、于清水的义和拳遥相呼应，共同战斗，把直东交界一带的义和拳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正定大佛寺聚议，是义和团运动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八（1899年5月17日）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日，赵三多传帖给 各县各场的重要师傅头，以烧香为名，在正定大佛寺秘密聚会。会上，赵三多向大家报告了义和拳起义及失败的经过，分析了失败的原因。赵在会上听取并接受了河间李某的建议：联系静海、青县、东光、南皮各县的红门（铁布衫）一起斗争。商定会后各路头领分头到商河、献县、青县和畿南滹沱河两岸各县广泛展开活动，以取得其他教门、会社的广泛联合与大力支持。正定大佛寺的聚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就是赵三多将义和拳改名为“神助义和拳”。这一决策极大地促进了赵三多这一支以梅花拳、红拳为主体的义和拳与其他教门、会社、拳会的联合。在正定大佛寺会议上,发出著名的《神助拳·义和团》揭帖。揭帖说：“神助拳，义和拳，只因鬼子闹中原。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支住天。老天怒，天爷怒， 一同下山把道传。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掀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都杀完，大清一统定江山。”这一揭帖是义和团运动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揭帖之一,是一篇向列强和反动教会势力宣战的战斗檄文,它极大推动了山东、直隶、山西，特别是京津一带义和团高潮的到来。
　　关于义和拳正定大佛寺会议， 正定大佛寺（隆兴寺）内宣统元年立石的《意定和尚功德碑》有如下记述：“方义和拳之始猖也，四方不逞之徒不期而云集寺者屡矣。借以设拳为名，实欲以长其妖丑之计，势甚犭制 而焰甚张，理谕之不能，势禁之不得。意定乃婉词谢绝之，且资送以分遣之。”据《郭栋臣先生回忆录》记载，这位老和尚（僧道官）是秘密支持义和拳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受赵三多之托，负责秘密传递各路义和团信息,大佛寺则成了义和拳的“地下交通站”。大佛寺会议后，义和拳（已改名为神助义和拳，俗称义和神拳）于是年六七月逐渐铺开，七八月间直东交界的茌平、平原、夏津、长清、冠县等处义和神拳的活动如火如荼，到腊月间，其活动已如燎原之火势不可遏。
　　光绪廿五年（1899）十二月，阎书勤、王玉振的义和拳民转移到直东交界的丘县常屯（今属威县）一带传帖聚众，攻打教堂、抗拒官兵，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直督裕禄致电袁世凯，请直东两省“合力捕缉”。袁世凯令副将马金叙率队赶往弹压，阎书勤等俘获山东冠县官兵带队曹中明，马勇张金得。光绪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900年1月11日），阎书勤率义和团民进攻梨园屯，与官兵遭遇，发生激战，团民乘夜幕败走王世公一带，并将掳来之教民许法兴杀死，弃尸鲧堤之上 。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拳斗争已在直隶、山东蓬勃开展。四月初四，赵三多在枣强县卷子镇以摆会亮拳为名，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当时 由于直隶南部大旱，“粮价日增，秋苗未播 ，人心惶惶”，贫苦百姓纷纷参加义和拳起义队伍。义和团队伍打着“助清灭洋，杀尽天主教”的大旗，分三路前进，一路由乜头领率领，在景县、阜城一带进攻教堂，一路由阎书勤带领，由运河东往恩县、武城一带。阎书勤的义和团与义和团首领牛豁子、孙汉章等联合，并“邀请卫河两岸”义和团众，攻打了武城十二里庄教堂，因教会武装****精良，义和团未能攻下，但义和团队伍却空前壮大。第三路由赵三多率领，向晋州、无极、正定进发。起义队伍沿途烧教堂、杀洋人，攻无不克。官府惊呼：“该匪等逃窜南来，则临清一属与冠县等处先受患。”
　　赵三多率领义和拳群众和饥民万余名，在直隶东南部一带，打击教会势力的同时，又开展了“均粮”斗争。“强令富户均给粮食。”赵三多带领队伍由南宫回到威县，进攻临清县小芦教堂。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900年7月9日），赵三多率领义和拳民攻打临清小芦教堂，义和团首领谭奎芳（外号“黑锅底”）率众来援。义和团焚烧小芦教堂，教士在官兵掩护下逃往济南。 不几天，冠县“河北十八村”的红桃园、小里固一带的教堂均被义和团焚毁，这一带的传教士和教民纷纷逃往赵家庄、魏村教堂。这时，赵三多率领的一支义和团已发展到七八千人。他们回到威县张家屯（今大宁），准备攻打赵家庄和魏村教堂。 赵家庄曾是直隶东南代牧区主教座堂所在地，全村奉教。这个本堂区的其他教民村，如潘村、魏村、西中营、陈家庄等十几个村奉教户也占全村的半数以上。义和团由张家屯北上进攻赵家庄教堂，正经过魏村，故必须先打魏村教堂。是年六月二十二日，赵三多率领义和团首先攻打魏村教堂。这次战斗，以张家屯拳民为主力，河东宋狮子的义和团也来参战。由于魏村教堂已有准备，使用的又是洋枪洋炮。义和团队伍攻打了三天没有攻克。六月二十五日义和团转而进攻马家庄、钟官营（今西中营）教堂，焚毁了这两座教堂。六月二十六日，赵三多集中兵力，再攻赵家庄教堂，终未攻破。赵三多退回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一带。
　　是年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阎书勤折回梨园屯，遭官兵偷袭，阎书勤被俘，团民突围至干集，被洪用舟官兵伏击，死伤严重，多人被俘。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阎书勤和二十九名义和团首领，在临清老山头英勇就义。阎书勤临刑前，引吭高歌，“我阎书勤一不响马，二不贼寇，为了玉皇皋把命丢。”充分表现了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阎书勤等义和团领袖牺牲后，阎书勤余部刘步岭（外号刘三、常屯人）、史及善（红桃园人）等于闰八月十八，夜袭红桃园，杀死教民林明山等16名教民，后被冠县官兵寻捕，史及善战死，刘步岭、张学功（广宗人）被俘后，处以斩刑，“将首级传赴犯事地方悬杆示众”。十月初二日，夏津县官兵偷袭张堤村，十八魁之一的阎书俭（阎书勤之弟）和任王氏等被俘，何洛有（任王氏之义子）、刘法牺牲。阎书俭、任王氏旋遭杀害。
　　是年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赵三多的义和团，在直隶威县沙柳寨附近被袁世凯所派重兵包围，死伤惨重。赵三多突围后，转移活动于直隶、巨鹿一带，伺机东山再起。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 ，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严重地威胁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利益，1900年5月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一致决定以保护各国使馆为名，调兵进入北京，拉开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序幕。
　　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约20000人，分两路自天津出发进攻北京，8月14日北京陷落，慈禧携光绪帝逃亡西安。无数义和团民、士兵和无辜百姓倒在洋人的屠刀之下。古都北京遭到空前的浩劫。联军从1900年12月至1901年4月，先后派出46支“讨伐队”，在京津和直隶地区以剿杀义和团为名，肆意烧杀抢掠，残害无辜，欠下了中国人民累累血债。
　　面对八国联军的屠刀，义和团战士与广大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但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腐败政府却奉行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基本国策，不惜以出卖民族利益来乞求侵略者宽恕，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意、奥、比、西、美、法、英、日、荷、俄11国公使在北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按海关银价赔款4亿5千万两，年息4厘，总计9亿8千万两，使中国人民陷入更加苦难的深渊。
　　在庚子“大赔款”的同时，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还要承巨额的教案赔款。当时威县的教案赔款为京钱十六万吊，广宗的教案赔款为制钱一万吊。 由于广宗知县王宇钧“强令各村按地亩摊捐每亩四十文，民皆视为洋捐，众怨沸腾”。 广宗县在景廷宾和刘永清等人的策动下，组织“连庄会”，掀起了抗洋捐的斗争。
　　赵三多在广宗抗捐期间，往返活动于巨鹿、广宗、威县之间。他与广宗油堡郑安治、巨鹿联庄会总团头樊丙刚及义和团余部取得联系，支持并参与景廷宾领导连庄会举行武装起义。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四（1902年3月3日）正定镇董履高、大名道庞鸿书率兵攻破东召村，“焚掠极惨，故乡民仇教而外继仇兵”。
　　清军血染东召后的50天中，赵三多为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传帖聚众，秘密联系了义和团旧部两万余人，参加了是年4月23日在巨鹿厦头寺举行的“扫清灭洋”大起义。厦头寺前树起两面大旗，旗书“扫清灭洋”、“官逼民反”。景廷宾被推为“龙团大元帅”，刘永清为副元帅，郑安治为先锋，赵三多为主将,自率一军，所用旗帜为“黑旗白边”。起义伊始便袭击了清军新练左军营官参将鲍贵卿所带在威县招募的新军，杀死千总吕孝申、典史钱德葆、附生刘炳勋、护勇五名及新军50余名。鲍贵卿负伤逃走，消息传开，“都中颇形震动”，三月十八日（4月25日）起义军移军广宗县件只村。
　　三月十九日（4月26日），起义军在威县的苏庄与刘庄之间杀死法国教士罗泽溥。罗泽溥（1852--1902来中国前曾在比司加军营任医官，1884年加入耶稣会攻神学，1889年11月18日来中国传教，1900年任威县张家庄教堂本堂神父，1898年 在赵庄总堂率领教民武装与义和拳民作战，颇得总本堂神父的赏识。法籍神父伊索勒在日记中称赞他“颇有军人气概”。
　　三月十九日 ，罗泽溥教士从开州（今河南濮阳）、大名归来，先到赵庄总堂。听说广宗、巨鹿县民团起事，唯恐张家庄教堂有失，急忙驱车赶往张家庄。罗教士带有随从二人，俱是天主教徒。车夫李和振（圣名若瑟），魏村人，时年33岁，侍从罗梦笔（字生花，沙柳寨人），时年20岁。当车行至威县苏庄与刘庄之间时，“撞遇永平团勇，与教士为难，及从者二人，俱蹈白刃而死”。
　　景廷宾在杀罗教士的第四天，即4月29日，挥师东进，攻打威县北境教民村张家庄。张家庄是天主教在威县的重要堂口之一，周围村民畏之如虎，故称之为“老虎张庄”。该村四周筑有土围子，寨墙外是一丈多宽的深沟，四门建有炮台，“教民各备火枪”。起义军从4月29日至30日，日夜攻打。由于张家庄教堂已有防备，教民队伍配有洋枪，且有寨墙寨沟，易守难攻，起义军死伤数百人，终未攻下。《重修张家庄保善寨碑》载：“月二十二、三日，景匪带领数万匪党，将我村围攻，旗帐飘飘，炮响连天，杀声不断，凶险极矣。”足见起义军声势之大，战斗之激烈。
　　景廷宾起义后，杀官军、诛教士、攻教堂，声威大震。袁世凯闻报，当即飞饬大名、正定练军和驻扎深州之新盛军，就近拔队前往，并仍饬大顺广道驰赴前敌，会合两镇，筹商查办，并妥善保护教堂。清廷接到袁世凯奏报，上谕：“迅即添派营队，将该匪首擒获，尽法惩治，并将余匪从速扑灭，务绝根株。教士罗泽溥被害，深堪悯恻，著妥为殓恤。仍将各属教党及教士人等实力保护，毋稍疏虞。”袁世凯随即派段祺瑞、倪嗣冲督武卫右军，张腾蛟督自强军，马、步、炮兵共计2000多人驰往南宫县集结待命。清政府又严令驻扎在山东的马龙标部和守卫北京的数千名部队向南宫进发，并函令董履高、何永盛增援和突围的道路。 董、贺二军门带领马步练军数营，进驻张家庄“实力保护”。四月二日（5月9日），袁世凯命马步炮兵四十余营攻破件只。景廷宾从寨西北角突围出去。景廷宾率余部转移到成安县，传贴聚众，以图再举。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马龙标、倪嗣冲往剿，景廷宾转移到临漳县属之郭家小屯，被清军捕获，押至教案发生地威县。六月二十四日（1902年7月28日）在威县西关刑场“照谋逆例凌迟处死”。
　　赵三多在件只战役后，突围到南宫、巨鹿等地活动。后在巨鹿吉家屯被捕，押解南宫。在狱中他威武不屈，骂不绝口，七天滴水不进，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六日（1902年8月9 日）绝食而死，终年61岁。死后官府又将其头悬于威县西关示众数日。
　　景廷宾起义失败后，在威县爆发了威县赵老凤的反教起义。赵老凤在件只战役后，听说景廷宾被官兵所杀，义愤填膺，几日内聚集威县团练会、义和拳（团）旧部和群众数千人，“称为景廷宾报仇”。威县赵家庄天主教总堂的洋教士听到赵老凤起事的消息惊恐万状。这时镇压景廷宾起义军的官兵尚未撤防，威县赵家庄洋教士万其偈找到清河道袁大化和大顺广道庞鸿书，说杀死罗泽溥的凶手就是威县赵老凤，现藏鱼堤村内，请为拿办。由于万其偈 的诬告，使鱼堤村几遭“玉石俱焚”之祸。万其偈曾与罗泽溥于1898年在魏村抵抗过赵三多的义和拳的进攻，对起义者怀有刻骨仇恨，他曾在1898年5月15日给主教的信中说：“我们应该要这些不法之徒的脑袋。这是完全公正的。”
　　赵老凤起事后，在威县李村将南宫教谕郑杰劫持。十二日，段祺瑞领兵赴李村镇压，赵老凤等闭门抗拒，群众数百人“列阵抬枪，抄击官军”。由于官兵持有新式武器，起义军伤亡百余，被迫撤退。赵老凤等没有屈服于官兵压力，“两 三日间，集众五六千人”，在官兵去章华村的剿杀途中，起义军于李村设下三面埋伏，“一股阻其前，一股由程村横攻，一股由村北突出”，给段祺瑞的官军以重创。
　　四月十七日(5月24日），起义军四五千人准备进攻寺庄教堂。段祺瑞听说后遂率军往剿，在距寺庄三里许的地方，双方遭遇。赵义军“列众迎敌，异常凶悍，枪炮甚多。”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最终被持有先进武器的官兵打散。
　　威县反教起义是继景廷宾起义之后，威县人民的一次既反清又灭洋的起义，也是义和团运动中威县人民唯一在威县境内举行的起义。起义军在景廷宾起义失败，大敌当前的时刻，面对清政府的强大新式军队，其鲜帜之鲜明，斗争之顽强，是前所未有的。
　　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拳的斗争在义和团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赵三多起义三次，历时五年，是义和团运动史上唯一身历始终的重要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上了永资纪念的一页。